曹雪芹说：“送宫花贾琏戏熙凤，宴宁府宝玉会秦钟”这让李白惊艳的山花宝发髻，让大观园中的姑娘们争风吃醋的宫花，便是绒花了。

　　我是带着疑问，前来拜访赵树宪老师的。“老手艺人坚守一生，却被有心人恶意注册抢了商标，手艺活计难以维系，传统文化面临失传。”偶然间看到这样的故事后，我心底拔凉，脑子里的情绪快要爆炸了，迫不及待地想问个究竟。

　　我在绒花坊呼啦啦招展的旗帜下，伴着房间传来的“咔嚓咔嚓”的剪子声，伸手推开塑胶门帘。

　　主持人，话筒，摄影师，赵老师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。游客在门口张望着晃一眼，不敢进来。左手边，赵老师的徒弟李姑娘在台灯微弱的光线里调小了收音机的音量，手里打尖的动作没有停过。

　　赵老师这几年成就颇丰，前不久为LV旗下的帕尔玛之水定做了香水底座。采访到这里的时候，李姑娘不动声色的打开身后的抽屉，取出一朵牡丹绒花，避开摄像机镜头，递了过去，师徒之间，如此默契。

　　“我们没有返工，就做了一次，直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”说起这事的时候，赵老师的脸上泛着自豪的光彩。

　　赵老师最初在流水线的工厂里，做的不是绒花，是绒鸡绒鸭绒兔子。当时国人温饱问题尚且没有完全解决，这些手工精致的物件都出口西欧，为庆贺圣诞节复活节等节日做准备。

　　直到1992年南京民俗博物馆成立，国家开始倡导民俗的复兴，民俗博物馆的负责人背负着“政治要求”，开始四处走访散落在民间的手艺人，邀请他们来博物馆上班，给游客展示做手工活的情景。“就是做个活体展品。”赵老师带着笑意，调侃着如今的自己。

　　最初找到赵老师的时候，他是不愿意来的。手艺已经落下不少，去博物馆前途渺茫，谁都看不到未来的希望，而手边的工作清闲安稳，并不让人讨厌。

　　博物馆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请求，跑了两年，说动了赵老师。

　　记得曾经有一位陶罐的匠人说过，一旦把一款陶罐做到极致后，他就再也不会重复做这款了。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，他想寻找别的突破。

　　用剪刀对绒条进行加工，叫做打尖，是做绒花的第三步，使得圆柱状的绒条变成所需的钝角、锐角、半圆球等形状。

　　最后是传花和粘花，用镊子将打尖好的绒条进行组合，配制成立体装的绒花制品，再粘以串珠、胸针夹子等所需材料，制作成品。

　　李姑娘说话慢条斯理，做绒花的动作也是谨慎小心，劈绒的时候一根根蚕丝理顺，传花的时候举着小镊子，一遍遍顺着绒条。

　　我问她为什么来选择做绒花，“好看呀！”她答，语气是难得的雀跃：“这个能有万千种变化呢。”

　　来往的游客里，有询价的，也有会砍价的。砍价砍到最后，会问赵老师：你做这一个作品要多久？

　　赵老师反问他：那齐白石画一只虾要多久？为什么能卖好几万？手工作品的金贵，在于积累用心和沉淀，未必每个人都懂，但是不懂的人，也应该心怀尊重。

　　也有游客，听说绒条是蚕丝做的以后，感叹了一下“那应该挺贵的”，就随意的拿起桌子上废旧的绒条：“挺好玩儿的，这个我拿去了啊。”便又四下闲逛起来。赵老师看她一眼，也由着她去了。

　　贪便宜的人只懂贵贱之分，却不会过问，这一根根绒条背后，时间几何，匠心几何。

　　李姑娘学做绒花已经两年了，取蚕丝的时候，她小心翼翼的分了好几股，添了一些，又减了一些。我问她这个取用有什么标准，她笑了笑，给了一个很玄乎的答案：“手感。”随后又很谦虚的说：“我每次取的量都不精准，总是要多一些。”

　　柳公权学写字的时候，师傅教育他：写尽八缸水，砚染涝池黑，博取百家长，始得龙凤飞。把事情做好，很多时候正如欧阳修在《卖油翁》中说的那样：无他，唯手熟耳。

　　我看着这个专心做事又谦虚寡言的姑娘，想起刚刚电视台采访完赵老师，老师说，你们也可以再采访一下我徒弟，电视台的人摇摇头，收起机器就走了。

　　李姑娘身上带着的，是年轻的手艺继承人的坚守和心酸：默默无闻，无人关注，只能靠自己耐得下寂寞，潜心做好事情，就像一粒蛹，潜在茧里，安心等着化蝶的那一天。

　　近些年赵老师名声在外的作品不少，用两千多根绒条给“龙女郎”姚星彤做过戛纳电影节的红毯礼服，给LV旗下帕尔玛之水做过香水配饰，给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剧组定做过头饰。

　　他每天都在这间小小的绒花坊里，重复着做绒花的步骤，可是门前冷落鞍马稀，师徒俩甚至做了个简易的小牌子：“内有空调，欢迎参观。”这年头，一门手艺对人的吸引力，甚至不如一台空调。

　　甘熙故居里的很多手艺人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坐班，大多是时候就出去跑跑生意。

　　赵老师没空管这些，“订单都排到半年后了，我还想能多点时间，做点创新，哪里还能顾得上营销呢？”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顾不上的营销，有人顾上了。

　　“绒花”二字被一家有心的公司申请注册商标，一旦成功，赵树宪要么不能再做绒花，要么就要向这家公司购买商标权。

　　“他要是注册别的绒花，我也就不管他了。就像我们的手机，有苹果手机，有华为手机，你说你把‘手机’这两个字给注册了，别人就连手机都不能制造了？”

　　赵老师从未觉得自己做绒花一家独大，也从未想过垄断专权，他恨的是有人钻起法律的空子，事情做不好，还非要在文字上耍花招。

　　嘴上都是主义，脑子里都是生意。再问及详细，赵老师不愿多说，我也不便追问。很多事情像丢进湖里的石子一样，缓缓下沉，再无水花，世事一茬接着一茬，慢慢地也就被人淡忘了。

　　记得李宇春刚出道时，公司总是安排她跑活动，出通告。李宇春很费解：“我就想好好唱歌，为什么总让我做这些事情？”

　　专心做事和营销宣传之间的平衡如此微妙，有太多太多只会专心做事的人，一生一世，无人知晓，渐渐的，手艺就是这样失传的。

　　我简单采访了一位驻足绒花坊很久的女游客，她说，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赵老师一样，有一个爱好，一门手艺，做一个匠人。能有和赵老师一样的品质：敬业，静心。

　　我问她最喜欢绒花坊里的哪一幅作品，她想了一会，指了一幅春燕衔泥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旧时百姓都称布衣，绒花本是宫廷里才有的物件，后来在市集上出现，又逐渐落拓。

　　如今偌大的南京城，只有这么一间小小的绒花坊，匠人沦为伶人，每天表演示众，他们用最古朴的方式守着自己的坚持和操守，一天过去，徒弟捧着一小盒成品，笑着同师父一起细数，这批订单还差几个。门外有人挣钱如流水，有人侵占他们的权利，他们充耳不闻，永远觉得把事情做好最重要。

　　踏出绒花坊，又是这个熙熙攘攘的南京城。仿古的建筑，烫金的招牌，街头巷尾开始多了些铸铜的雕塑，帮着大家一起回忆老城的味道。越是丢失的，越知道珍惜，越想拼命抓住，流失越快。

　　对此，赵老师倒是很乐观：“有大量的汉服爱好者呢，他们看见绒花的头饰，都喜欢的不行。”

　　说着热爱汉服者泛泛，穿着汉服上街者寥寥。我听他这样说，忍不住开始构想那样的画面，真正的复古文化开始碰撞，一切都毫无违和感，穿着汉服戴着绒花的年轻人日常毫无顾忌地走在大街上，抑或是奔赴一场又一场盛大的仪式。

　　这大概是一种对生活的用心，也是一种对文化的尊重和时代的进步。